《科学时报》12．3
最近，季羡林教授接受了杨澜的专访 杨澜：现在好象有一种教授泛滥的现象，过去评个教授是一件很荣誉的事，现在基本上谁都能够评得上了。 季羡林：就是这样子。我开过玩笑，将来只要进了“北大”，包括工人在内，一进来就定教授。工资可以有区别。 杨澜：有一种“提退”的说法，就是提你当了正教授，然后又请你退休。这算是照顾面子吧？ 季羡林：照顾面子，满足虚荣心。 杨澜：有一个数字，台湾大学有四万多学生，它的教授和副教授加在一起大概有一千多人。而“北大”有一万多学生，它的教授和副教授加在一起却有两千多人。 季羡林：现在“北大”教职工加起来8000吧，教员3000，职工5000。一个教职工，两个学生，这个比例是世界没有的。原来教委规定，大概一比五。 杨澜：1994年的时候，全国高校的教授就已经有三万多人了，副教授有十万人，的确是一个很庞大的阵容了。 季羡林：有一句话很难听：“教授满街走，讲师多如狗”，不过确实是这样。 杨澜：教师队伍恐怕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青黄不接。 季羡林：我用了个名字叫“海洋主义”，出洋、下海。 杨澜：有些人说，留学生之所以不回来，很多是因为那边的物质生活条件好。我在想，在您留学的那个时代，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西欧比，差距比现在还要大，为什么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回来了呢？ 季羡林：那时候差距不大。 杨澜：不大？ 季羡林：他们回来后在国内的生活水平是高级的，所拿的工资是300块“大头”、400块“大头”，那很高级了。反正起码不比国外低。 杨澜：我们总说要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，您对这样的口号怎么看？ 季羡林：这个口号很含糊，一流几流，有个条件就是经费，而经费，咱们只好甘拜下风。 杨澜：所以这不是一个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问题。 季羡林：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，你把工资提高5倍、10倍，他的地位就提高了。不论“科教兴国”什么兴国，先给增加教育经费。 杨澜：如果教师的待遇能够得到实质的改变，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青黄不接的问题，留学经商的问题，还有教育质量的问题，可能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。 季羡林：这样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教授工资等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一个月工资的1％，就平均而言，1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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